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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截止的前一天上午，我们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中年人打来的，那人说他父亲有情况反映，我们就赶紧过去了。老人七十多，才从医院回来，听人议论这个案件就让儿子给我们打了电话。他说自己以前也是警察，十几年前退休了。
他开始没有说要反映什么，反而要我们先描述一下尸体的情况。当时尽管全城的人都知道生了惨案，但是并没有看到照片，只是从文字闻和道听途说地知道了一些情况，至于伤口的形状只是我们内部人知道。我当时委婉地拒绝说，尸体划得太恐怖，不说也罢。他沉默了一会，说：&1squo;尸体身上的伤口是不是排列呈一个坎肩的形状，还有眼睛&1squo;耳朵舌头被割，脑袋也被敲碎？’
我们非常惊讶，忙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叹了一口气说：&1squo;我也许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二十多年遇到一桩与这个案件极为相似的案件。案地点在城南郊一个野山坡，具体地点记不清了，一个青年男子被人谋杀，死状和你们看到的一摸一样。我是在枪林弹雨里闯荡过的人，什么样的惨状都见过，但是当时的场景还是让我感到触目惊心。。。。。。’
老人讲到这里的时候停顿了一会，眼睛里露出恐惧的眼神，我赶紧插问了一句：&1squo;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叫四郎山，山脚有一条河，离城区大概十几里路？’
老人说：&1squo;对，对，好像是叫这个名字，是有一条河，我记得当时下很大的雨，河水涨得很高，时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哦对了好像也是鬼节那一天，对没错就是农历七月十五。’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和同事面面相觑，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
老人又继续说：&1squo;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死人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也饿得没有有气无力。把尸体运回后，就了一个寻人启示，第二天，死者的两个哥哥找来了。我们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死者是一家工厂的工人，还没结婚，去郊外可能是想弄点野菜，想不到竟遭了毒手。死者的两个哥哥没有怎么说话，也没有提供什么线索。
我们从死者的同事那打听到他遇害前几天和一个同事闹过矛盾，还差点打起来。刚好那个同事那天也到了郊区去挖野菜，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同事的家庭成分很不好，他爷爷是地主，以前有很多地。那个时候是很容易把一个普通的案件上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于是我们就此认定他是凶手。开始他死活不招，后来挨打又挨饿之后终于招供。凶器据说是扔进河里了，我们也懒得去找。不久他就被枪毙了。
我一直以为为了那个被杀的人伸了冤，良心上也没有不安。但是昨天我听说这个案子之后，回想当时的情形，觉得我们当时办案太粗糙了，很可能冤枉了无辜的人，而真正的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我所能提供的就是这么多，希望你们能将凶手抓住。’
我当时心里忽然一动，就问老人：&1squo;那个遇害的年轻人是不是姓边，旁边的边？’
老人也很惊讶：&1squo;对，就是这个姓，很少见的。好像他的哥哥一个务农，一个好像是在什么厂里当工人’
我赶紧问：&1squo;是服装厂吗？’他摇摇头说记不清了，我又问：&1squo;那么你们有没有当时的档案记录呢？’
他说：&1squo;没有了，文革时全烧光了。’
我和同事出来后，非常兴奋，死者的邻居老头说过这个女孩的一个叔叔二十年前死于凶杀，难道是巧合吗？再根据死者邻居反应的情况，死者的父母似乎早就在防备着什么，他们家肯定和什么人结了仇。
尾声
于是我们又去了死者的家里。出乎意料，死者的父母一口否定自己的弟弟被谋杀，只是说是被饿死的。我们想进一步问个清楚，他们一概以不知道拒绝了。”
&1dquo;他们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吧”我问到。
&1dquo;是的，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要他们相信人民警察，配合我们的工作，但是他们就是要紧牙不说。我们猜想是仇人太厉害，他们不敢说出来怕遭进一步报复。
到了限定日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几乎绝望了。死者的哥哥找到我们说：&1squo;警察同志，我想这个案子可能破不了了，你们也别再花时间了。’我们说:’不要灰心，我们一定会为你妹妹伸冤的。你有什么线索请一定告诉我们。’他犹豫了一会，说了一个让我们很震惊的事情。”
&1dquo;什么？”
&1dquo;他说，他的父辈一直生活在一种巨大的压力下。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管教得很紧，从来不准乱跑，到任何地方，都会有大人陪着，甚至学校组织郊游也不批准。他的堂兄弟情况也是大抵如此，不管他们怎么闹都无济于事。后来他隐隐约约地知道，他的家族被一种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代都会有一两个人死于非命。就他曾经亲眼看见的就有一个叔叔，死的时候非常惨——和她妹妹一样，眼睛被挖了，头敲碎了，身体还被划上了血衣。他曾经试探着问父母，但是遭到最严厉的斥责，以后再也不敢多问。他的父母还有伯父伯母因为整天背上巨大的包袱，都提前衰老了。而他们在中国成长起来的这一代，认为所谓的凶杀不过是巧合，从来不当一回事。距离上一次凶杀，已经有二十多年，原以为悲惨的宿命已经结束了，但是想不到终究是没有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