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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一把那东西递给我。

  那是两只肥硕的剥了皮除去内脏的田鼠，处理干净后个头也不小，可以联想它们生前一定有油光滑亮的皮毛。它们无皮、赤红的头颅上，两只小眼睛仿佛还在光，难怪良子会吓一跳。

  我把它们随手搁在空地上，叫秀一和我去洗手，他一声不响地照做。

  “你是自己处理的？”

  “嗯。”秀一心不在焉地回应。“他们也杀了？和你一起的那些人。”

  “没有。他们不敢。”

  “你不害怕？”

  “没什么好怕的，杀鸡、鱼、猪、牛，不都是一样的做法。”

  “你带回来给我们吃的？”

  他迟疑一阵，点了点头。

  “好的，我明白了。”我把毛巾递给他，“谢谢你能想到家里，但是老鼠肉毕竟不安全，从前有过鼠疫横行的时候，我们没必要冒险。”

  “是田鼠。”

  “田里的老鼠。”他被这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动摇，表示对我妥协，放弃猎物。

  我赞许他的做法，和他一起将田鼠找个角落埋起来。

  我们以为是孩童不谙世事的残酷，不是品行的象征，没必要大加斥责以增添孩子的心理负担，忽略了事件的生必然有其原因与规律。

  第二次是麻雀。

  黄昏时候，一只麻雀不知怎的闯进屋里，跌跌撞撞找不到出口，秀一蹑手蹑脚过去，猛地一扑，把麻雀捉住了。他向良子要了根细细的红绳系在麻雀瘦小的左足，另一端拴在门把处，抓了一小撮大米在它旁边地上。

  我劝告他：“秀一，把它放走吧，麻雀是养不活的。”

  但我知道这孩子有一种固执的秉性，不尝到失败的结果不会放弃。

  麻雀被拴住后果然不吃不喝，小小的身体有多少能量，很快虚弱下来，无论秀一怎样贴心照料，在失去自由的前提下，它的死亡是被预见的必然。

  第三日，休息日，我伏在案前写稿子，撞见秀一拉着红绳，绳子另一头不在麻雀的左脚，而改换在了脖颈。这幼稚的暴君在我的绯樱树上执行了它的绞刑，任麻雀娇小的尸体僵直吊在枝桠。不是说我没有阻止，等我走到他面前，麻雀已死去多时，这出绞刑比起实用倒更偏向仪式。

  秀一不慌不忙，显示出一种惊人的漠不关心。这一回，我无论如何不能忽视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