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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心盼望摆脱家庭桎梏的黄芷夏也如愿得到了姑父的资助，包括未来的大学学业都有了经济保障，但前提是她必须签署一份文件，承诺学习金融，日后为银行工作。黄芷夏欣然同意。
在民国十九年以前，中国没有专门的金融院校，许多重要的华资银行只能自己建立培训班或学校，培养专门人才。学生至少需要高中学历，并通过特殊的入学考试。三年制课程包括银行实务、外汇、商业法律、会计、商业地里、保险、企业组织、英语等。（1）
在授课以外，学员还被派到各分支机构和业务部门实习，以检视其所学。
高要求，高竞争，同时意味着高回报。华资银行的员工福利比大部分现代企业更加先进优厚。拿梁孚生的达兴银行来说，最低级别的员工月薪为5o元，外加过一个月工资的年终奖金。他们每周只工作六天，年假十七天，女员工有四十天产假，还有带薪病假和紧急事假。（2）
银行为员工修建了宿舍，租金仅为市场价的百分之四十。
以及完善的退休制度。
因此，在大银行工作，等于捧上金饭碗。
秋意到不同岗位实习，大开眼界，若非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他心怀参军梦，倒也真想投入金融行业，长长见识。
两年的时间，他对父亲梁孚生的了解愈渐加深。
那真是个复杂难以言说的人。
当年梁孚生与黄梵茵婚后曾一起出国留学，双生子被安置在黄家，由两位老人照料。回国后他创办了达兴银行，没有钱，资本仅凑集了几万银元，是当时上海最小的银行，员工仅有六名。初期他个人几乎包揽了所有业务，拉存款、放贷款、搞关系，短短几年时间，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在他的经营之下迅展起来。
当时政府债券投机盛行，不少学者与企业抨击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对于国家的工业没有起到任何帮助。
这自然是夸张而严峻的指控，事实上大多数成功的银行很少涉足政府债务，甚至还想方设法不买公债，而凡是以公债投机和对政府放款为主营业务的银行，一般都很短命。（3）
梁孚生告诉秋意：“我国的现代工业太过薄弱，向他们提供长期贷款的风险非常大，银行家毕竟不是慈善家。”
话虽如此，从资料来看，这些年他向纺织业和面粉业提供的贷款过银行资本金的一半，难道这不算对国家工业的支持与推动吗？
报纸和期刊上还经常指控现代银行资助军阀内战，破坏中国经济，有责任心的作家们亦乐此不疲地写书揭露资本家的丑陋面目。
早在北伐时期，梁孚生作为金融界的一员，曾秘密参与筹款支援北伐军。他和所有银行家一样，对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和政治动荡感到厌烦，急切地需要一个稳定且强大的政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4）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了树立国际信誉和地位，他们承认并继承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巨额的遗留债务，同时开始举借债。
国民政府行的第一内债起初无人认购，于是向银行强制摊派，甚至采取政治胁迫、绑架等极端恐怖手段募集资金。十四个月内，共行上亿公债，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付，6续售。此举引起了上海工商界的强烈不满和恐惧。（4）
民族资本一再被压榨勒索，他们又变成了政府的钱袋子。
当秋意逐渐了解到这些，对父亲的看法变得极其复杂。
他在重庆的街头巷尾长大，参加过许多游行，反对军阀，反对内战，即便如今来到上海，成为银行家的儿子，也依然不能融入上流社会。他的自我认知与父亲并不在同一阶级。
1935年底，秋意加入了上海各校组织的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取消华北自治组织，释放北平爱国学生，抗议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
游行数日后，秋意病倒，查出肺结核，跟着住进疗养院，一恍大半年。
七月初，检查显示他的肺部病灶钙化，形成包裹，进入静止期，不再排菌，医生宣布他的肺结核被治愈。
死里逃生，出乎预料。
梁孚生接他回梁公馆休息调养。
秋意迫不及待想打听温琰的近况，于是往重庆了一封电报。
可他不知道此时此刻，几位小伙伴已经坐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他们即将碰面。
——
话说朗华还清债务那天，人模狗样的，特地请温琰和青蔓下馆子吃饭。
自从春季开学，温琰因为跑货旷课两次，险些被学校开除，这是最后一个学期，马上要毕业了，她不敢造次，乖乖回到学堂，投入课业中。
之后朗华干了些什么勾当把欠债还清的，不得而知，反正他脑筋灵活，邪门歪道路子野，只要缓过一口气就能起死回生。
“两位恩人。”朗华起身，郑重地向她们敬酒：“感谢你们拉我一把，当时我犯浑，不听劝告，沉迷赌博，差点被人砍掉一只手，幸亏你们没有抛弃我，特别是琰琰，够仗义，你的恩情我会记一辈子。”
温琰带着课本出来的，压根儿没听他说话，自顾低头默念着，青蔓拉拉她的袖子，她才反应过来，端起茶盏，“嗯嗯”两声敷衍，与朗华碰杯。
“我讲真的，”朗华落座：“小时候我妈带我去算命，人家说我命中有女人相助，这一辈子的鸿运都跟女人有关，特别适合做上门女婿，诶，以前我还不相信，这下信了，现在肯定有位千金小姐在等我去倒插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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