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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绷直，仿佛下一秒就断开。

对于身体虚弱的人来说，性事是一剂催命的药，暂时唤起人的精神，面泛红潮，有如回光返照。

我咬着牙，竭力抓住张明生的手腕，问他：“你想我早点死，是不是？”

“我们好久不做了，”他在我背后啃吻，语气竟有些委屈。装出来的委屈，恶心得要命。

我知道，挣扎并没有什么好下场，他今天一定要做的，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兴致。刚洗过澡，待会还要洗，也不知道珍惜水资源，知不知道再过多少年港岛就会被海平面淹没啊。

无可奈何，我松开了手，任他把我翻过来翻过去，扒开，掰开，恨不得拆开，他闯进来，就算收了些蛮力，也还是撞我撞得泪流不止。他附在我耳边，声音低沉，翻来覆去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干燥的毛巾和床头柜的温水都排上了用场，我累得要命，几近昏厥，最后趴在枕上，说什么都不肯睁开眼睛。只记得皮肤似乎浇淋过温水，还有柔软的泡沫，于是我也陷入无边的睡眠当中，沉沉浮浮。

睡眠质量不好，一夜要惊醒很多次，我再次醒来时，房间的小灯还未熄灭。我捞过手表，努力定了定神，觉自己才睡了两三个小时，如今是半夜。

张明生不在，水杯里的水也喝光了，我口干得难受，爬起身，腿软得要命，身体却分外沉重，摇摇晃晃地下床，踩着柔软的地毯，扶着墙慢悠悠地往外走。

张明生的书房亮着灯，应该还在忙。

除去变态这一身份，他还较好地扮演了工作狂的身份。和张耀年摊了牌，就算胜券在握，像他这样的控制狂，恐怕也不敢放松。

我望着那盏灯，脚趾在棉拖鞋里翘了一下，犹豫再三，走上去，敲了几下门。

门虚掩着，张明生并不在里面。

我正奇怪，就看到桌面上摊开一本相册，宋倚星拍的那张照片就放在相册上，还没有填进薄膜夹层中。

李译看起来并不喜欢它，不顾宋倚星的再三暗示，简短地向我们告别之后就离开了，根本没有提起。

也是，李译和我的合照有上百张，那张并不算特别。

最终，它还是被张明生据为己有。

奇怪，我都不知道张明生还有一本相册，他一向不许我在外面露面，唯恐留下照片。我还以为他是那种对照相痛深恶绝的人。

我见过这样的人，他们担心自己在世界上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像钉一样，扯住他们的裤脚。

张明生都收藏了什么痕迹？

我突然好奇起来，绕到桌前，拿起那张照片，开始翻看。

照片摆放得没有规律，隔几页空白才有一张，有可可的婴儿照，小元在福利院时的一寸照，还有日本旅行的风景，还有一些，我的背影。

我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拍了这些照片。

往后翻，一张明显老旧的、边缘被焚烧过的照片映入眼帘。

年代久远，照片已经泛起朦胧的黄绿色，照片中的人也面目模糊，五官恍如蚊腿摆成，细而淡，越想细看，越留不下印象。唯有熟识照片中的人，才能一眼认出来。

照片上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人。

他们是谁？

是张明生曾经的妻子和小孩吗？

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想法：不可能，看它的老旧程度，它被洗出来的时候，张明生估计还被关在老宅做小变态。

是张明生母亲和张明生的合影吗？

这倒有点可能，但照片中的两个人衣着朴素，实在不像出自豪门。

看着看着，我心头一惊。

怎么这么眼熟。

女人的紫色裙子，小孩的鹅黄色衬衫制服。

还有他们背后那棵马尾松，以及鲜艳得有些廉价的滑梯。

在照片之外的摆设我也记得，

滑梯旁是一个大沙坑，散落着军绿色的铁锹，树下堆着一些沙包，明黄的跳绳挂在树杈上，再往上，是一颗老院长想尽办法也没有弄下来的羽毛球。

老院长买了二手相机，兴致勃勃地摆弄，替孩子们拍照。

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男孩姗姗来迟，刚才他们在一起读一本书，书里讲一个穿红袜子的鬼马女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