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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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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生时，人们就那件事表自己的意见和愿望。既然这件事是由许多人的共同行动产生的，那么，表示出来的意见和愿望总有一项实现，或者近乎实现。当其中一项意见实现的时候，这项意见往往作为事先出的命令而同这件事联系起来。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人人表意见，该怎么拖和往哪儿拖。他们把木头拖走，其实这事是根据一个人的话做的。他了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一个用手干活干得多的人，不能多想他所干的活，不能多考虑共同活动的结果，也不能号施令。一个多号施令的人，由于多动口就不能多动手。

在一个为同一目标而行动的大团体里，就更加明显地分离出一类人，他们越少参加共同活动，就越多从事号施令。

一个人单独工作时，他总是在回顾过去的行动，为当前的行动辩护，并策划未来的行动。

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它让那些不参加行动的人为他们的共同行动作回顾、辩护和策划。

法国人由于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原因互相溺死，互相残杀。为了这件事，人们替表现出来的意志辩护说，这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为了平等。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于是又为这事辩解说，这是为了权力统一，为了抵抗欧洲，等等。人们自西向东残杀同类，伴随这事件的是法国光荣、英国卑鄙等说法。历史表明，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没有任何共同标准而是自相矛盾，例如说，杀人是为了承认一个人的权力，又说，在俄国屠杀千百万人是为了使英国丢脸。不过，这些辩解在当时是必要的。

这种辩解是为那些制造事件的人开脱道德责任。这些临时目的就像装在火车头前面清扫铁路的扫帚，用来开脱人们的道德责任。没有这种辩解，在审查历史事件时就连最简单的问题也无法回答千百万人怎么会共同犯罪、打仗、杀人，等等？

在目前错综复杂的欧洲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你能想象有一件事不是受君主、大臣、国会或报纸所作指示和命令的影响而生的吗？有什么集体行动不能从国家统一、爱国情绪、欧洲均势或人类文明中找到辩解的呢？因此，一个事件总是符合某一种愿望，而且得到辩解，它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意志的产物。

一只船不论朝什么方向行驶，总可以看到前面被它划开的波浪。船上的人就觉得这波浪是唯一可见的运动。

只有不断仔细观察水流，并拿波浪的运动同船的运动作比较，我们才明白，波浪的不断运动都是由船的运动引起的，我们之所以被引入迷途，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觉得船在动。

我们如果不断注视历史人物的活动（就是重新注意所生事件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忽略历史人物同群众的必要联系，我们也会现同样的情况。

船朝一个方向前进，船前总有同样的波浪船不断改变方向，前面的波浪也不断改变方向。但不论它往哪个方向行驶，前面总有波浪。

不论生什么事，人们总觉得那是早就意料到的，是合乎人的本意的。不论船往哪个方向行驶，波浪总在前面汹涌翻腾，既不引导船的行进，也不加快它的度，但从远处看，我们会觉波浪不仅自己在翻腾，而且在引导船行进。

史学家只研究历史人物意志的表现——它以命令方式同事件联系起来，认为事件是靠命令生的。但如果研究事件本身，研究它同群众的联系，包括历史人物在内，我们就会现，历史人物和他们的命令是由事件决定的。这一推论不容置辩的证据是，不论出多少命令，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事件是不会生的；但一旦事件生——不论什么事件，从不同人物不断表现出的各种意志中，总可以找出在意义和时间上以命令方式同事件联系的意志表现。

一旦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肯定地直接回答两个重要的历史问题

第一，什么是权力？

第二，什么力量造成民族运动？

回答是

第一，权力是某一个人同其他人的关系，这个人对正在进行的共同行动表的意见、推测和辩解越多，他参加行动就越少。

第二，各国人民的运动，不是由权力引起，不是由智力活动引起，甚至不是由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由两者结合引起，而是由全体参加事件的人的活动引起，而且他们总是这样结合起来的直接参加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加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多。

从精神方面看，权力是事件生的原因；从物质方面看，服从权力的人是事件生的原因。但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活动，因此，事件生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在于两者的结合。

或者，换句话说，原因这个概念不能用在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上。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类智慧在一切思维领域中的极限，如果它不同所研究的对象开玩笑的话。电生热，热生电。原子同原子相吸，原子同原子相斥。

谈到热和电的相互作用，谈到原子同原子的相互作用，我们说不出生这种作用的原因，我们只能说事情就是这样，这是规律，否则就不可思议。我们对待历史现象也是这样。战争或革命怎么会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进行某种行动，人们结成一定的团体，他们都参加这个团体。我们说，事情只能这样，这是规律，否则就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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