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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传统历来强调“说有容易道无难”的原则。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理由全部迭加起来，似乎仍不足以排除他本人的说词。要一个人在事隔十多年后“一步不差地”把过去的复杂旅程回忆出来，这差不多是一种苛求。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除了几次明显的中断和插叙，基本上是可以按元朝政府所设驿站的走向予以复原的。他确实在有些地方自我放大，浮夸吹嘘（如在襄阳造炮），不过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而将他的全部叙述视为不可信吗？

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马可·波罗，对于这个国家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和习俗，了解得确实很少。不过，它发生在元朝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就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元代早期，统治上层中间蒙古、色目人的影响仍具有压倒的优势。真正受信任的汉人大多会说蒙古语，可以不资“舌人”而与蒙古君臣对话。有些汉人对蒙古语的掌握甚至能精深细微到连蒙古皇帝也深为吃惊的程度。从西域到中国来的“回回人”，有些人的母语是与蒙古语十分相近的突厥语，有些人的母语虽然是波斯语，但因为长期被伊斯兰化的突厥人所统治，也都会说突厥语。所以元初在上层社会里最重要的交际语言并不是汉语。一个生活在这样的圈子里的外国人，对汉语和汉族的文化所知不多，并不见得完全不可思议，尽管汉文材料中没有直接出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我们至少有一件史料直接与马可·波罗的在华事迹相关。这就是元朝向伊利汗出嫁阔阔真公主之事。据马可·波罗说，伊利汗阿鲁浑在他的王妃死后，派遣三名使臣到元朝，要求娶一个与已死王妃同族属的女人。忽必烈选择了一位公主让三名使臣带回去。公主和三名使臣的名字，分别是Cocacin（阔阔真），Oulatai（比较下文中的“兀鲁癑”）、Apusca（比较下文中的“阿必失呵”）和Coja（比较下文中的“火者”）。在《永乐大典》摘抄的关于元代“站赤”（即驿站管理系统）的公文中，有一条材料说：至元二十七年（1290）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疲、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按指支发沿途的食宿津贴），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这一则材料所说“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三使臣，就是护送阔阔真西行的奉迎使。三人的名字，与马可·波罗所说完全符合。更重要的是，使团回到波斯时，三人中除火者外已死去两人。所以波斯语文献中就只有火者一人的名字。除非马可·波罗能在西域某地抄到上引汉语的文献（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遥在千万里之外知道包括已死去的两位在内的三名使臣的名字？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与三使臣从中国同行西航。

此外，《世界记》中有关当时事件的若干详实叙述，包括最新近发生的平息乃颜之乱的情况，显然不会包括在导游书中间。如果不是在中国当地，而要远在西亚却打听得这么细微准确，其实也都是很难的。

马可·波罗来华的怀疑论者对现实存在的《世界记》一书充满根本的怀疑，却很愿意假定曾经存在过某种详细记载中国种种事情的“导游手册”，并断定它是《世界记》关于中国知识的来源。虽然关于这本“导游手册”本身，我们至今还一无所知，但它却对怀疑论者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他们就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是从哪里获得这么多有关中国的详细情报的？

不过相信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也面临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个自称具有很高地位，但又“不见经传”的外国人，在元朝到底担任何等的角色？

他自然没有像他所吹嘘的那样做过扬州路的总管，或类似的高级行政官僚。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马可·波罗主要是用一副敏锐的“商人的眼光”观察他所经历的世界。在他描述各地情况时最经常提到的一项内容，就是那里的特产，尤其是欧洲人感兴趣的宝石、香料、纺织品、瓷器等等商品。他对中国的盐税似乎很注意，北方的盐场经常是他的行经之处。他甚至能相当准确地说出至元中期杭州所管地面盐税收入的总额。所以曾经有人怀疑他是元朝地方政府中管理盐政的小官员。还有人推想他出使马八儿，其实是到那里去买采红宝石。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不断地在各地跑来跑去，执行的是做皇帝“听底耳、见底眼”、到处刺探民情的职务。

关于马可·波罗在华身份的一种较新颖、也较有趣的推想，认为他是为元朝政府或皇室成员做买卖、替为他提供资本的主人生息的“斡脱”。蒙古人进入汉地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懂得管理财产，“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撒花”即强行敲榨勒索“人事”（即礼物）的意思。他们靠掠夺、搜刮而攫获财产，却不知道怎样经营，怎样利用它生利增值。所以他们特别仰仗从西域来的回回人，向他们提供资本，让他们贸易生息，称为“斡脱”（突厥语伙伴、合伙人的意思）。回回斡脱依靠蒙古贵族的势力做生意，为蒙古贵族，也为自己图利。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最高的是高利贷，利率达到100％，利上滚利，如羊羔下仔，所以称为羊羔儿息，又称斡脱钱。很多斡脱商人不但经营国内贸易，也从事巨额的国际贸易，有的还向政府“扑买”各种赋税（即承包某个地区的某种赋税）。马可·波罗比较熟悉的，不是汉语，也不是蒙古语，而可能是突厥语，甚至是波斯语。这说明他所接近的人有很多是回回人。他又经常奔波于国内外各地。因此，他成为皇室斡脱商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从西欧世界直接地，而不是通过很多中介环节间接了解中国的角度来观察，马可·波罗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传奇人物。不过无论他是否真的来过中国，他都不是西欧与元代中国之间直接沟通的惟一见证人。这是一个中国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直接建立外交联系和互相了解的时代，虽然双方都是带着错位的期望而这样做的。种豆得瓜自从11世纪初以来，西亚的聂思脱里基督教圈子里，逐渐传出一则关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首领如何带领他的“二十万众”皈依聂思脱里教的故事。现代学者多相信，这则故事大概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蒙古克烈部有关。它的大意说，这个首领在草原上迷路，得到一位基督圣徒显灵指引，方才脱险，从此崇拜基督。在克烈部的聂思脱里信徒中，上述圣徒的名字薛里吉思成为最常见的教名之一。

尽管聂思脱里派很早就被东罗马教廷判为异端，远东草原之王率部皈依天主的消息传到欧洲，仍然使中世纪西欧深感振奋。在那里流行的东方一个名为约翰长老的国王曾打败了穆斯林的传闻，很可能与上述故事相互附益。在马可·波罗转述的关于约翰长老的故事中，就把主人翁指为与成吉思汗同时代的克烈部首领王汗。

蒙古的扩张打通了亚洲东部世界与西欧基督教社会之间的阻隔。罗马教廷和西欧君主们对寻找约翰长老的部众现在备感迫切，他们希望借助基督上帝的威严和感化力，来阻遏蒙古人对西方的入侵；希望基督教在富庶的东方广泛传播，甚至仍然希望与蒙古人联手攻击伊斯兰世界，夺回穆斯林控制下的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一批批穿黑袍的教士，怀揣教皇或国王谕书，不畏艰险地踏上东来旅程。

1245年，在里昂宗教大会之后，教皇英诺森四世向蒙古派出了两个使团。关于前往驻扎在波斯地区的蒙古军事长官的使团，我们所知甚少。还有一个使团被派往蒙古，由葡萄牙人劳伦斯和意大利人约翰·普兰诺、迦尔毕尼组成。这两个人都是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各持教皇的谕书一封。前者所持，很像是一篇布道词，内容主要是劝谕达达国王、人民“成为基督教徒，信仰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除此外别无获得拯救之路”。后者所持则像一封外交国书，内容是“劝告、请求并真诚地恳求你们全体人民：从今以后，完全停止这种袭击（指蒙古的侵略），特别是停止迫害基督教徒”，要求蒙古大汗与派去的修士诚实商谈，说明“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你去毁灭其他民族，你未来的意图是什么”。劳伦斯后来是否真正成行不详；迦尔华尼则于1245年复活节前一个多月进入里海北部草原。他先被蒙古兵护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拔都萨莱城去见这位“金帐汗”。这时贵由汗的即位典礼很快就要在蒙古本部举行了，所以拔都汗强迫这个65岁的老头马不停蹄地向东驱驰，路上经常“一大早就动身，一直奔跑到夜里，一顿饭也不吃”。7月下旬，迦尔毕尼一行终于赶到漠北大汗的营帐，出席了贵由即位的大忽里台（“大聚会”）。

贵由汗本人倾向于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接受教皇代表上帝对他和他的人民的“拯救”。迦尔毕尼得到了一封用蒙古文写成并附有“萨拉森文”（指波斯文）译本的贵由汗复教皇书，上面盖有一个畏兀儿字蒙文的红色玺印，印文作“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国大汗圣旨：已服未服百姓根底，圣旨所至，敬之惧之”。他的复信说：“你在来信中称，我等应该领洗，成为基督徒。我们对此仅给以简单之回答：我们不解，为何我们必须如此。”“你等如若希望与我们讲和，为缔结和平事，你教皇及诸王公显贵应毫不迟疑地前来朝见我。”贵由汗这份复信的波斯文复本1920年已在梵蒂冈教廷的档案中被发现。1247年秋，迦尔毕尼返抵里昂向教廷报命。他留下一部《蒙古史》，讲述出使经过和所见所闻，是有关同时代蒙古人情况的珍贵记录。

教廷于1247年还向西亚蒙古驻军派遣过一次使节，同样不得要领。但是在这一方向上的联络，不久便由于贵由指派的西域新统帅野里只吉歹的莅临而似乎变得有了一线希望：因为这位将军是一名聂思脱里教的信徒。1248年，率领十字军出征埃及途中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塞浦路斯遇到野里只吉歹的信使，称“普天下之王合汗”（指贵由）愿与基督教各派和睦相处，并支持他们“战胜那些蔑视十字架的敌人”。尽管这种表态大概更可能是出于野里只吉歹本人的意愿，它却使路易九世深感兴奋。他立即派出一个隆重的使团回报大汗，由多明俄会教士安德鲁·龙如美率领，携带的礼物中包括一座深红色的帐幕教堂，帐中悬有刺绣的镶板，上绘基督耶稣的一生经历。1249年初，使团出发。这时贵由汗死去早已经半年多了。安德鲁在叶密立河（今译额敏河）畔的六皇后大帐见到摄政的乃马真氏，但是获得的答复仍是责令西欧各国纳贡称降的老话。他失望而归。

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再度遣使东驰。这次受命的圣方济各会修士鲁不鲁克不再以国信使身份，而是以传教士的身份，请求在金帐汗国的部众中传教。结果他却被金帐汗派人护送到和林去觐见蒙哥汗。1253年冬，鲁不鲁克抵达和林地区，在那里住到1254年的夏天方才西归。他在和林遇到各色各样被掳掠来的欧洲人，有再嫁给一个年轻斡罗思人的洛林寡妇，有名叫威廉的巴黎金首饰匠，也有来自阿儿美尼亚的基督教修士，等等。他回国后撰写的《东游记》是我们今天了解和林城内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资料。他带回法国的由蒙哥汗口授的信件，仍然是以蒙古人一如既往的风格写成的，即要求法王按长生天的意志向蒙古投诚。

第六章

入元之后。罗马教廷的修士到中国传教仍史不绝书。1289年。教皇尼古刺四世派教士孟特高维诺到东方传教。他从罗马出发，取道伊利汗国，从当日著名的海港忽鲁模子（今译忽尔木兹，在波斯湾口）坐海舶至马八儿，又于1293年乘夏季的西南信风从马八儿渡洋来华，于1294年到达大都。

孟特高维诺在大都的最初几年，似乎处于当地聂思脱里教徒的围攻中。他们散布流言指责他是间谍、魔术师和骗子，又说他是谋杀了教皇派遣的真使节、窃取了他所带礼物的假冒者。孟特高维诺为此经常受到盘问，三四年之后，情形才逐渐好转。他先后在大都建立了两座教堂，至少其中一所有设置了三口钟的钟楼。他逐渐买下40名男童，为他们施洗礼，教他们唱诗。他还把《新约》和祷唱用的《诗篇集》翻译成“鞑靼人通用的语言”。孟特高维诺在近10年内争取了6000名信徒，其中包括著名的皇室驸马、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及其部众。他是在孟特高维诺影响下从聂思脱里派改宗“真正的罗马天主教”的。不过在他被西北诸王俘杀后，汪古部其他贵族又重新被“诱入邪道”。孟特高维诺处在聂思脱里教徒的包围中，充分意识到应当尽可能依靠大汗的保护，“不能离开皇帝大汗”。据说大汗在宫中可以听到他的教堂里唱诗的歌声。他传教的范围，主要应是宫廷附近的上层社会。受洗礼的信徒中，很大一部分是被蒙哥汗从南俄草原徙至中国的阿速部军队。

古代田园画鉴赏1300年中叶，孟特高维诺连续从中国给他在欧洲的教友去信，诉说自己在远方势单力弱，要求教会派人来协助他。于是罗马教皇在1307年任命他为汗八里（即大都）及东方总主教，并派遣主教热拉德、帕力格利诺、安德鲁等人到中国辅助孟特高维诺。热拉德一行亦取海道来华，途中曾在印度逗留，于1313年前后抵达大都。孟特高维诺在泉州分设一个主教区，三人先后担任泉州主教，大概都死在泉州。安德鲁的拉丁文墓碑已在泉州发现，他死于1332年。被欧洲教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还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几个。14世纪上半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积极活动，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泉州城的最后一任主教佛罗伦萨人詹姆思，死于1362年的元末社会动乱中。

罗马教廷在整个“中世纪派往远东的最后一个重要使节团”，是1342年从陆路到达中国的一个大型代表团，由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率领。这是教皇对1336年元廷遣使访问教皇驻锡地阿维农城的回应。元朝的这个遣使团就便任用一个在中国的欧洲人安德鲁，威廉和阿速人脱海等为使。其所携致教皇书，要求教皇“告天祝寿”，似乎没有从前那套“若不款附，惟天知之”一类威胁的话。在大都的阿速将领等天主教信徒也通过使团向教皇递呈请愿书，诉说自孟特高维诺死于1328年之后，大都主教缺任，恳情教廷派人莅治。马黎诺里等人遂于1338年底从阿维农启程。循陆上商道到达上都。他们献赠的礼物中，有一匹“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其他西域马与它并立，只及它的肩胛处。元顺帝“临观称叹”，命群臣写诗赋、作画来加以表彰。当时人为此留下不少颂赞“天马”的篇什。因为写诗作赋的大多是汉族文臣，他们不由自主地把“佛郎国（元人笼统地把欧洲称为佛郎）进天马”看做了“怀柔远人”、“万方来朝”式的盛事，所以有的歌赞写道：“有元皇帝不下堂，瑶母万寿来称觞。”这自然不过是一篇昏话而已。

欧洲基督教世界访问过中国的另一个著名人物，是意大利教士鄂多力克。他约在1321年至广州，游历全中国。不清楚他在中国是否有什么宗教活动。他与马可·波罗、伊本·拔都他和尼哥刺·康梯合称中世纪四大旅行家。

欧洲的僧俗统治者想请出“天主”来制止蒙古的西犯。尽管此后蒙古确实没有再向西欧进军，但它显然不是基督耶稣出面弥兵的结果。他们想联合蒙古夹攻穆斯林世界，收复在耶路撒冷的圣地。但除了伊利汗朝前期与英王之间微不足道的、不成功的协作，总的说来蒙古人对此颇为冷谈。他们想在中国“履行我们教皇对他们（指中国人）的天职”。但是元代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基本上是极少数外国移民的宗教。再从元朝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从日出到日落之处的百姓，如果想要“安乐与和平”，就必须君王入朝、子弟入质，作蒙古的附庸。西欧在蒙古人的世界观念中绝不可能有任何特殊的地位。东西方统治层之间近百年的交涉，就这样变成双方都不克遂愿的“聋子对话”。然而重要的是，随着这种没有外交成果的对外关系的开展，中国与西欧之间不经由任何中介环节的直接了解毕竟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可能要增长得更快一些。

与天主教修士相继东来同时，中国也有两个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教士踏上西行之路。他们是大都籍的列班扫马和东胜州（治今内蒙托克托县）人麻古思。列班是叙利亚语法师的意思。从两个人仅有的聂思脱里教名，很难辨别他们的确切族属。有的史料说他们是畏兀儿人，也许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大可能是汉人。

列班扫马和麻古思西行的目的，是去耶路撒冷朝拜圣迹。他们跟随商队穿越河西走廊，经过窝阔台汗国进入呼罗珊，至西亚，结识驻铴报达的聂思脱里大主教。由于耶路撒冷被与伊利汗国敌对的马木鲁克埃及控制，二人朝圣失败，被迫返回报达。以后麻古思被报达大主教委命为“契丹及蛮子田地（分别指北部中国及南宋旧有疆域）教区”的聂思脱里主教，列班扫马为巡视总监。他们返回中国的旅程被元朝与西北守藩之国的战争所阻断，只好重回美索不达米亚。

不久，报达大主教去世。聂思脱里信众希冀推举一名“在族属和语言方面都与蒙古人系统较近”的新主教，以便与蒙古人斡旋。麻古思于是当选为新的报达总主教，虽然他读不懂用来书写聂思脱里经典的叙利亚文。

麻古思的新职位得到了伊利汗阿鲁浑的允准。这时他正在打算重新征服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所以派列班扫马到西欧去寻求同盟。列班扫马自报达西北行，道经里海至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又乘船到意大利，继而又访问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晤见新任罗马教皇尼古刺四世。列班扫马到处遇到热烈的欢迎，在教皇和枢机主教们面前按聂思脱里派方式主持礼拜，从教皇那里领受圣餐，也为爱德华一世举行领圣餐仪式。这位聂思脱里教的高级僧侣在西欧受到的隆重接待，表明“使得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古代神学上的对立，现在已经被忘记一半了”。列班扫马虽然是以伊利汗使节的身份出行的，但他仍然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莅访西欧诸国的第一次，如果“长子西征”不算在内的话。列班扫马和麻古思分别死于1294年和1317年。炮舰沉处商帆过中国古代的汉、唐等大一统王朝，总是以为自己居天下之中，而把周边的毗邻国家、少数民族政权看做是在文明程度上低自己一等的番夷“下国”。中央王朝对其邻邦的外事关系，就这样被纳入以夷夏之别为原则而确立的朝贡体系中。周边政权需要定期向中央王朝“纳贡”，每逢婚丧节庆，应遣使报聘；中央王朝则应在使节归国时，向来朝贡的国家颁赏“回赐”，“回赐”的价值经常会超过该国所贡方物。除来自西北和西南的军用马以及少数稀有药材，对中央王朝来说，朝贡与回赐主要是维持宗主和藩属间政治关系的必要的符号或象征，所以虽然赔钱也义无返顾。而对周边国家来说，向中央王朝朝贡其实是做生意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可以称之“朝贡—回赐”贸易。利用这种特殊贸易形式来做生意的，不仅有周边国家的王室或政府，还有民间私商。汉文史料中记载不断的外国人贡使臣，其实就有很多是冒牌来骗取“回赐”的私商。

上述情形在宋朝有所变化。一方面，东西贸易市场的发展刺激起人们以“朝贡”换取“回赐”的胃口。各国通贡使团的来华频率迅速增加，使团规模越来越大，留居中国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积贫积弱的北宋政府实在不堪负担，所以非但不敢像汉、唐那样四出“招谕”列国来朝，改而奉行“来则不拒，去则不追”的国策，而且到后来甚至还下令把外国使团截留在广州等海港城市，不让他们进京，命人选取部分贡品，酌给回赐后，就地打发他们回国。另一方面，对进行海路贸易的商舶征收的出入口税，在唐后期和五代十国时的东南沿海国家已逐渐成为一宗可观的收入，入宋后更是国家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宋政府在尽可能抑制“朝贡—回赐”这桩赔钱买卖的同时，积极招徕番舶到中国做生意。

在元代，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国内外商人抽取关税，“哏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有”（意即“是关系到国家大宗经济收入的紧要事情”），所以对外贸易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传统的朝贡观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元朝皇室把“日出日没之地”尽看做长生天对黄金家族的赐与。不论是被征服的或者是和平归顺的国家，都要入朝、入质，要出军、出饷、出役夫来配合他们的军事行动，还要根据黄金家族的索求提供各种文物珍异。因此元政府责令外国朝贡，实际上还带有对它们进行经济掠夺的企图和性质。忽必烈一朝，是元政府采用大规模用兵的手段，逼迫它的亚洲邻国称臣纳贡的时期。这些海外战争，大多数以惨败告终。元朝为对外侵略耗尽国力，依然无法迫使周边各国完全屈服。成宗即位后，只好调整对外政策，承认既成事实，满足于各国（除日本外）在名义上对元称臣。从大蒙古国时期算起，元与这些国家的官方关系，经过七八十年的曲折，又开始恢复到与前朝相类似的状态。战争与对立的停止，更促使基本摆脱朝贡—回赐形式的官方国际贸易乃至民间对外商业往来进一步繁荣起来，把从南宋以来一直在持续的对外经济交流推向极盛。

蒙古军队首次进入高丽，是在1218年与高丽军队联合进击契丹“叛部”之时。高丽与蒙古约为“兄弟”，并不能制止蒙古对它的任情勒索。1221年蒙古向高丽的索贡物品就包括獭皮1万领，细绸3000匹，木棉1万斤等等。掠夺引起反抗，蒙古军队遂不断进征其地。高丽国北方的成年男子大部分被杀被掳。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高丽国王死，元政府把在中国充当质子的王供（后改名王植）送回高丽即位。元廷宣布从高丽撤兵罢戍，对高丽过去的反抗“一切勿问”，但要求高丽王室履行从江华岛（今属韩国京畿道）将都城迁回旧王京（今朝鲜开城）的诺言。接着，元廷就诏谕王植“籍编民，出师旅，输粮饷，助军储”，征取不断，引起高丽朝野的不满。1269年，高丽权臣废王植，另立新主。元遣兵压境。高丽西京（今朝鲜平壤）及西北地区六十余城降元，二十多年后才由元朝归还给高丽。原国王复位，抗元军队退入江华岛，复遁耽罗。元以耽罗“为南宋、日本冲要”，乃借口诛讨高丽叛臣余部，迫耽罗国降附。后因高丽要求，将耽罗归隶高丽。元与高丽间此后未再发生战争。

从1280年代起，元政府在高丽长期设置“征东行中书省”（又称“日本行省”），把高丽作为准备进攻日本的军事基地。征日本之役经两次失败搁置以后，征东行省的建制仍一直保留，惟朝廷不再专派行省长官，仅就用高丽国王为行省丞相。它与元王朝国内各行省的性质多有不同。由高丽国王兼任的行省丞相在其境内拥有自行设置官府、考试取士、征收赋税、施行号令的权力。如当时人所说，高丽“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行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高丽政府在元代基本上是独立地行使着国家主权。

不过，作为元朝的“属国”。高丽经常受元朝的榨取和压迫。元政府为笼络南宋降军，派人到高丽为他们“求娶妻室”。元使偕同高丽官员到处拘搜民间的独身女子、“逆贼之妻、僧人之女”。将他们发遣入元时，“哭声震天。观者莫不悽唏”。在出征日本时期，元朝又迫使高丽出兵卒、船夫、战船和军粮，种种征派成为高丽军民沉重的负担。

进入14世纪后，元与高丽的文化、经济交流逐步发展。元代有许多高丽人侨居中土，甚至在中国做官。很多高丽学者、僧人都与中国文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310年代前期，高丽国王王璋让位给儿子，自己以驸马、沈王身份在大都筑万卷堂，读书闲居。高丽儒生李齐贤奉召陪侍王璋。也长期侨居中国，与当时名臣大儒论学唱和，是这个时期高丽史上最有名的文学家。元朝恢复科举考试后，高丽士人往往不远千里赴试大都，其中有些人其实早已通过本国自行举办的科试而做了官。他们宁可脱去官袍，重新以“诸生”身份来中国竞技于场屋，是因为“得于其国者不若得诸朝廷者之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