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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那天演讲结束，她回到敞篷车里时，就被丈夫爱德华皱眉斥责了：“亲爱的，我觉得今天你的讲话不太妥当，你毕竟不是一个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你是我们国家的总统……你说的这一番话可能会惹怒你的女性支持者，你被她们选择的最大理由就是你是女性，女性主义，女性的权益，她们想听到的不是平等，平权，你应该更注重女性的权益……认及，你是我们的总统，你应该强调我们民族的强大，提升民族的自尊自信，而不是在那里强调我们和别的民族没什么差别……有些话交给人类学家去讲，你的身份是独属我们国家的总统，而不是属于全人类的社会学家，你今天的话是在太不妥当了。”

  她说：“就像我很多年前告诉你的那样，我想要的是改变世界的价值标准……”

  “……亲爱的，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认前也和你说过，面包想要酵得好，就得有一点点腐败，革命也是如此，政治也是如此，罗莎德琳，你时刻不要忘记，你上台象征着什么？女性主义，我们国家的再次伟大……跟全人类没有关系，人类的通病，弊端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只要关心如何把这个位置坐稳，坐好，为其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而且没有人关心罗素讲了什么，大家只关心食物的价格，日用品的价格上涨了吗，哪里实行了怎样的政策，如果你的本职工作做不好，你的讲话并不能改变世界，没有人在乎你说了什么，只在乎你做了什么。”爱德华说。

  他们初识也是由于这样激烈的讨论，她是在大概八年前遇见爱德华的，那时候他刚从战争中凯旋，大家称呼他为“战争英雄”，为他欢呼，罗莎德琳说：“战争英雄，也就是战争罪犯。"

  爱德华得知了，问她：“你为何那么说？"

  罗莎德琳说：“对我们是战争英雄的同时，也对另外的人是战争罪犯。"

  爱德华说：“这话听起来很不合时宜，也不太爱国。"

  罗莎德琳说：“每当国家致力于屠杀的时候，它就自称为祖国。有一小部分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于是把国家的权力体制聚合起来了，为了使这个构建持续下去，有必要把一些不人道的行为合法化神圣化，比如说，大家赞美为国牺牲的人，唾弃为自我丢弃国家的人。"爱德华微微一笑：“你批判的意味太重了，而且也太理想化，什么人能跳出时代和地域的局限？这太难了。你好像很愤世嫉俗，等你再过几十年，回过来看以前的话，会不会觉得后悔可笑？"

  她说：“啊，你以为我是netique，也许以前我是这样，但现在我的一切不是出于愤世嫉俗、冷嘲热讽，而是对政治的热衷，我正是充满着全身心的热切才这样说。我并不赞成我们国家的各种战争，在侵略的实质外包裹反恐、反恐的外壳。…………………………………………。每个国家，每种体制，每种主义在实质上不就是普洛克斯忒路斯吗？我们看起来弹性大了一点，包裹得更精致一点，但是腿过床的部分还是会被砍掉。”

  爱德华说：“我劝你不要再想了，我年少的时候也是满脑子胡思乱想，但是最后还是收回来了……你没有教导，没有节制的胡思乱想会很危险的，最后肯定会出事。”

  她说：“不，我要思考，我不仅要思考，我还要改变这个世界，”然后她说了这个世纪最有名的那句话，“我有将这世界全都改变的雄心壮志。”

  这理想主义的话从说出口的瞬间就伴随着利特尔辞典里的“狂乱”似的了——即一阵宣告为失败而敲出的隆隆滚动的鼓声，可是那一刻，或许因为她是俄国后裔，屠格涅夫的《一朵花》响雷般的在他脑海里炸开了：

  要知道，上帝创造此君

  是为了给你的心，

  做伴于短短的一瞬。

  然后他们深入的讨论一切时事、政治，在激烈的碰撞中，两人结婚了，直到她成为总统，他都还伴在她身边，每天就一切事情进行激烈的讨论。她成为总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潜意识觉得，因为她表面满怀激情，热衷政治、针砭时弊，但是她的本质就是个netique，伪装得具有积极性，这个人的内心是一片虚无，并且也无法抗击这种深重的无意义感，原本他觉得她当上总统后一切就会轻松了，但是她充满干劲的冲到这个位置后，却失去了所有的劲，她开始茫然无措，对着一团乱毛线团无从下手了，开始独处时在房间里大喊大叫：“又是这样！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怎么做都不对——”

  今天这次不着调的演讲，是她走的最笨的一招，她突然精神状态疯了一样，自暴自弃的说：“我承认，我非常愚笨，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只会模仿世界上已有的模式，要么就有人告诉我一个理想的模型，我自己无法构想出来，我只能实践，没有人教我，我什么都不会了……我还需要干什么？不是每个嚼旧文稿旧诗篇的最后都能变成当代的高尔基，我什么都做不到，什么都改变不了。”

  他估计是刚才的话打击到了她，正想说点什么，她突然开始猛揍自己的头：“法律一条一条规定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为什么在道德上，谁不来出一本书，把道德生活里所有的都涵盖在内，告诉我们怎样做才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