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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武警医院得到了救治，醒来之后，他既不说话，也不会哭，只是大睁着眼睛，向天花板发愣。

房正军耐着性子问他：“孩子，两天前的夜里，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你告诉叔叔。”

张小兵似乎失去了语言能力，他“啊啊”地发出微小的声音，连转动眼珠似乎也十分费力。

当月，参办阿陵案的所有人员，达成了共识：保护证人，不向社会公开。

一旦让凶手知道这个孩子在世，那他恐怕要不计后果地杀人灭口——是的，这个孩子是一个绝佳的钓饵，但怎能用人的性命去钓取罪犯？

在往后的许多年里，这些人慢慢散落在人海，有些人不堪重负，辞职离开，也有些人停薪留职，之后就干脆下海经商去了。

金川案是他们心里抹不去的伤疤，是他们人生失败的标志。而张小兵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活着，就永远在鞭笞和谴责这些参办干警的良心。他们总在夜里想起，是自己的无能，让这个孩子家破人亡。

没有人能忘记张小兵那时的眼睛，又大又黑，它原本应该充满纯真与欢笑，而他躺在病床上，像完全被抽走了灵魂。

生亦如死。

只有房正军和陈国华，依然留在岗位上。

凶案未破，永不言弃。

张小兵不能长久地留在医院里，医生和法医给出的建议都是一样的：“他是心理性创伤，所以不肯开口说话。”

法医则给出了更加明确的建议：“如果是为了破案，当然是越快让他说出实情越好，但如果为了这个孩子的健康考虑，还不如不要提这些事了。”

房正军要带这个孩子远离金川县，那里毕竟危险，熟人太多，于保护不利。商量再三，他把张小兵带到了自己所辖的芝川，安置在芝川福利院。

“怎么办啊，喂饭也不吃，游戏也不做，说话也不说，晚上一直尿床。”福利院院长头疼：“十一岁了也是大孩子了，这是不是弱智啊？”

院长真不知道房所长是从哪儿弄来了这个傻孩子，房正军不肯说，只是严厉地告诉他，这孩子十分重要。因此她只能委婉地抱怨：“这要怎么带啊，光是天天给他换床单就晾了一院子。”

房正军二话没说，次日，福利院就收到了二十张床单，和房队长的一张存折：“这是我一年的奖金，陶院长，无论如何，你帮帮这个娃娃，他太可怜了。”

……这说是私生子吧长得也不像，要说是两不相干吧，房所长也太疼这个孩子了。

陶院长无话可说，只是点头。

那半个月里，房正军每天都偷偷摸摸地往城北福利院跑。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没有这样细心过。

不只是怜悯，还因为自责，因为愧疚。

他不知如何向张小兵开口去问。张小兵甚至无法接受他父母的死讯，他在福利院里发呆和打转，像是等待父母来接他回家，而他盼来的，永远只有房正军。

房正军知道自己对不起儿子，给张小兵买过的东西，房灵枢从来没有得到过，给张小兵换过的尿布，房灵枢从来没有享受过，给张小兵喂的饭、唱的歌，房灵枢大概一辈子也没见过。

他无法忘记那天房灵枢拖着书包，在路上哭着找他，几乎要被车撞死，房正军又急又怒，先在他儿子头上痛打几下，又问：“你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在学校等吗？”

房灵枢像个小姑娘一样放声大哭：“你答应我的！学校都关门了！”

“十五了！大孩子了！灵灵，你什么时候能长大一点儿让我不操心？”

房灵枢气得大骂：“你为我操过心吗？你也配！”

那天他们到底没有去成游乐场，房正军给房灵枢买了一个裱花蛋糕，房灵枢当面把它扔在马路上。

“小孩吃的，谢谢，我不要。”

从那时开始，房灵枢比过去更难说话了，他一夜之间长大了。他眼巴巴地拖着他的童年，一直拖到了十五岁，而房正军终结了这一切。

童年在他生命里完全消失了，他被迫迎来了迟到而叛逆的青春期，他变成一个古怪的少年，张扬又乖僻。

忠孝难两全，房正军想，灵灵好歹还有他亲妈，而张小兵什么也没有了。

或许是因着他的一片诚心，张小兵终于开始自己吃饭，渐渐地，也不尿床了。他逐渐恢复了一个十来岁孩子应有的生理功能，只是依然沉默寡言。

就在那一天，房正军下了班，照样过来看顾张小兵——他从后门偷偷摸摸地溜进来，张小兵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玩蜡笔。别的小朋友都在前院做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