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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打量了一会儿这队沉默的警察，突然严肃地问：“你们说实话，张超被捕后，你们是否对他有过刑讯逼供？”

“没有，绝对没有！”大队长脱口而出。

其他警察也集体附和起来，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模棱两可。更何况，天地良心，他们真是冤枉，他们自问张超被捕后，认罪态度好，而且这案子性质上是一时冲动，情有可原，所以他们从未对他施加一些强迫审讯的手段，相反，在初步调查结束后，他们就把张超送入看守所，还给了独立的单人监牢，后来虽说又提审过几次，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细节核实，可以说，张超从被抓进来到最后庭审的几个月里，从未受到过任何虐待。现在整个社会和上级机关都质疑他们刑讯逼供，真是百口莫辩。

检察官脸上透着不置可否的表情，看着其他专案组成员，严肃地道：“对于具体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调查，目前看，诱供这点是确凿的，程序上违规了。”

警察们无法辩驳，检察官打发他们先出去，由专门人员单独对话。

一队人默默地站身起立，沮丧地挪步离开，到门口时，大队长突然转身面向诸多领导，大声道：“我发誓我们没有对张超刑讯逼供，可以安排他本人跟我们对质。我敢肯定张超绝对涉案，这是他故意设的局，就算现在他翻案了，我也肯定他一定涉案！”

开完这个专案组的初步交流会，组长赵铁民回到了办公室，看着面前一堆资料，包括张超来回北京的机票、机场登机记录、北京的住宿记录、监控录像的人像识别鉴定报告、他在北京与客户会面的多方口供，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张超在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段内，人在北京，没有任何的犯罪时间。

张超坚称，他没有杀人，之所以会提着装江阳尸体的箱子，是因为他3月2日早上回杭市后，就去找了江阳。那套房子他和江阳都有钥匙。他敲了门，没人应，于是他自己掏钥匙开了门。进门后他就看到摆在地上的一个大箱子，打开发现了江阳的尸体。张超当时很害怕很紧张，他检查了房子，门锁没有明显损坏痕迹，窗户也是关着的，只有他和江阳有钥匙。加上最近他多次和江阳发生争吵，声称要把江阳赶走，就在两天前还打架惊动了派出所。因此，突然面对这样一个装着尸体的箱子，他担心匆忙报警后，警察很可能会怀疑是他杀的人。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非常害怕，于是在房子里喝了许多酒，结果脑子更是混乱，才头脑发昏想到直接去抛尸。

可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他为什么前面要认罪？

赵铁民一开始也怀疑分局刑警迫于该案的社会影响压力，对张超采取了刑讯逼供，捏造了一开始口供中的犯罪事实，企图早点结案。可他初步了解情况后得知，不但下城区刑侦队全部矢口否认，甚至他派去看守所见张超的刑警打电话过来，说张超自己也承认警察没有刑讯逼供。

警察没有刑讯逼供，为什么他前面认罪最后翻供呢？

据张超的说法，那是因为他在公安局里受到一股无形的莫名的巨大压力。

气场压制，这就是他的答案。

这个答案会让大部分临终病人来不及交代后事，先走一步。幸亏赵铁民是个久经风雨的警察，不过他还是感到内心受到了伤害。

现在赵铁民的工作很不好做，专案组的初步工作当然是要查清当事警察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但更重要的是查清江阳被杀一案的真相，抓出真正的凶手。

要不然，真凶没抓到，江阳被害依然茫然无解，对社会通报当事警察没有刑讯逼供，公众会信没刑讯逼供嫌疑人全部认罪又翻供吗？上级会信吗？全国司法圈能交代得过去吗？

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查清真相，抓获真凶。

第五章

“地铁运尸案的新闻闹得这么大，你们这几个月里应该注意过这新闻吧？”一名刑警问。

“注意到了啊。”坐在对面的两个男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网上有嫌疑人被抓后的照片，包括他上电视接受采访的视频，很多聊天软件里还有他的表情包，这些你们都看到过吗？”

“看到过。”

“新闻里很详细地写着他是在3月1日晚上杀人，而你3月1日和他一起吃了晚饭，你和他在咖啡馆聊到很晚，你们看新闻的时候都没意识到这人案发时跟你们在一起，没有回杭市犯罪的时间吗？”

一人道：“我压根儿没想到新闻里的这人就是那天跟我吃饭的李律师啊。”

“对啊，我也没想到。”

“李律师？”刑警皱眉，“你说李律师？他明明叫张超。”

那人回忆起来：“前一天律所打我电话，说有位李律师会来北京出差，顺道和我见面，详细聊聊。第二天他到北京后打了我电话约吃饭，见面后他没给我名片，我也就一直称呼他李律师，他也没说不是，我就一直当他姓李。你们跟我联系后，我才知道他姓张，不姓李。”

“他有骗你说他姓李吗？”

那人想了想回答：“他自己没说过，可我一直以为他姓李。”

一旁负责记录的刑警详细地把这个细节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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