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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某天傍晚他茫然地睁开眼，觉得脑袋木木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他知道自己忘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就是记不起来——字面意思的记不起来。

  他开始服药。

  白色的药片，一把一把吞入喉咙，连水都不需要。有些很苦，有些没有味道，有些竟然微微甜。

  他买了一本厚实的日历，放在书桌最醒目的位置，并在旁边贴一张明黄色便利贴，上面只有一个字：撕

  他这样提醒自己每天撕一张日历，以此强调当下的日期。不是那一年，不是那一天，是当下，伦敦时间。

  唐蘅说：“不过你别担心，我那时吃了药，好多了。”

  李月驰悚然道：“你到底怎么了！”

  唐蘅没回答，自顾自地说：“因为我不想忘掉你。”

  他宁愿自己清醒时恨他，病时爱他，也不想某一天忘掉他。

  李月驰的脸上再没有半分冰冷神情，他直视着唐蘅的眼睛，急促唤道：“唐蘅？！”

  唐蘅摇了摇头：“你……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

  “不行——”

  “我什么都不做，”唐蘅挤出一个微笑，“真的，你别怕。”

  房间里只剩下唐蘅。

  他坐在单人床的边缘，双手攥住柔软的棉被——由于用力过猛，手臂上浮起曲折的青筋。他和李月驰分开六年，便和那种病缠斗六年，自认为称得上经验丰富，百折不挠。

  最坏的时候身体完全垮掉，精神屡屡错乱，连进食都成了难题，在很多很多个的黄昏里，他用嶙峋的手抓着听筒，不停拨打李月驰的号码。

  等待他的永远是关机，仿佛电磁波传去了无人之境，恍惚中他觉得自己窥见死亡的影子，明丽似湖光山色，于天花板一闪而过。

  后来他开始慢慢吃药，慢慢治疗，时间足够长，药量足够大，情况逐渐好转。读博士的最后一年，经过医生的诊断，他停了药。

  然后到了澳门，还是时常感到低落，但已经不似之前那样狼狈。情绪不佳的时候，他会抽两支烟，或者到学校的体育馆游泳。他自认为恢复了对情绪的掌控权，他不许自己疯，就不疯，不许自己崩溃，就不崩溃。

  所以眼下的情形令他有点措手不及，既没有药，也没有刀，他用力地深呼吸，低头看着自己的胸腔升起来，又塌下去，他希望能将那股熟悉的失控感缓缓排出身体——但是似乎，没什么效果。

  从他到达贵州的那天晚上开始，一切都在失控。

  唐蘅垮着肩膀，片刻后，放弃了。

  至少现在他不会忘掉李月驰。

  他的两条手臂都在哆嗦，心脏也跳得很快，他想如果能痛快地哭一场也好，但是哭不出来。脑子里反复着李月驰的声音——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告诉你。就这样了。它们很难看。忘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