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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嘉治经不同。推其极，亦不过欲重返之于如汉唐儒之通经而致用，其意似乎欲凭治古经籍之所得为根据，而以兴起政治。此距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隔离仍远。人才不作，则一切无可言。学术错误，其遗祸直迄于民国创兴以来之6o年。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国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本书编撰，著眼在此。爱特揭于序言中，以期读者之注意。本书为求能获国人之广泛诵读，故篇幅力求精简。凡属孔子生平事迹，经历后人递述，其间不少增益失真处，毕一律删削。本书写作之经过，其用心于刊落不著处，实尤胜过于下写入处。凡经前人辩论，审定其为可疑与不可信者，本书皆更不提及，以求简净。亦有不得尽略者，则于正文外别附疑辨二十五条，措辞亦力求简净，只略指其有可疑与不可信而止，更不多及于考证办辨订之详。作者旧著先秦诸子系年之第一卷，多于孔子事迹有所疑辨考订，本书只于疑辨诸条中提及系年篇名，以便读者之参阅，更不再事摘录。自宋以来，关于孔子生平事迹之考订辨证，几于代有其人，而尤以清代为多。综计宋元明清四代，何止数十百家。本书之写定，皆博稽成说，或则取其一

  是，舍其诸非。或则酌采数说，会成一是。若一一详其依据人名、书名、篇名及其所以为说之大概，则篇幅之增，当较今在十倍之上。今亦尽量略去，只写出一结论。虽若有掠美前人之嫌，亦可免炫博夸多之讥。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录及续录两编，为考订辨论孔子生平行事诸家中之尤详备者。其书亦多经后人引用。惟崔书疑及论语，实其一大失。若考孔子行事，并论语而疑之，则先秦古籍中将无一书可奉为可信之基本，如此将终不免于专凭一己意见以上下进退２ooo年前之古籍，实非考据之正规。本书一依论语为张本，遇论语中有可疑处，若崔氏所举，必博征当时情实，善为解释，使归可信，不敢轻肆疑办。其他立说亦有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标为作者个人之创见。立说必求有本，群说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窃愿以此自附于孔子之垂谕。作者在民国十四年曾著论语要略一书，实为作者根据论语为孔子试作传之第一书。民国二十四年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凡四卷，其第一卷乃孔子生平行事博引诸家，详加考辨，所得近３o篇。民国五十二年又成论语解，备采前人成说，荟粹为书，惟全不引前人人名、书名、篇名及其为说之详，惟求提要钩玄，融铸为作者一家之言，其体例与今书相似。惟解乃就论语全书逐条逐字解释，重在义理思想方面，

  而于事迹之考订则缺。本书继三书而作，限于体裁有别，于孔子学术思想方面仅能择要涉及，远不能与解相比。但本书见解亦有越出于以上三书之外者，他日重有所获不可知，在此四书中见解倘有相异，暂当以本书为定。读者倘能由此书进而涉及上述三书，则尤为作者所私幸。本书作意，旨在能获广泛之读者，故措辞力求简净平易，务求免于艰深繁博之弊。惟恨行文不能尽求通俗化。如论语、左传、史记以及其他先秦古籍，本书皆引录各书原文，未能译为白话。一则此等原文皆远在２ooo年以上，乃为孔子作传之第一手珍贵材料，作者学力不足，若一一将之译成近代通行之白话，恐未必能尽符原文之真。若读者爱其易读，而不再进窥古籍，则所失将远胜于所得，此其一。又孔子言行，义理深邃，读者苟非自具学问基础，纵使亲身经历孔子之耳提面命，亦难得真实之了解，此其二。又孔子远在２５oo年之前，当时之列国形势、政治实况、社会详情，皆与２５oo年后吾侪所处之今日大相悬隔。吾侪苟非略知孔子当年春秋时代之情形，自于孔子当时言行不能有亲切之体悟，此其三。故贵读此书者能继此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庶于孔子言行与其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大圣人者，能不断有更深之认识。且莫谓一读本书，即可对了解孔子尽其

  能事。亦莫怪本书之未能更致力于通俗化，未能使人人一读本书而尽获其所欲知，则幸甚幸甚。

  本书开始撰写于民国六十二年之９月，稿毕于民国六十三年之２月。３月入医院，为右眼割除白内障，４月补此序。

  中华民国六十三年四月

  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

  再版序

  予之此稿，初非有意撰述，乃由孔孟学会主持人亲来敝舍恳请撰述孔孟两传。其意若谓，为孔孟两圣作小传，俾可广大流行，作为通俗宣传之用。余意则谓，中国乃一史学民族，２５oo年前古代大圣如孔子，有关其言论行事，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以后，尚不断有后人撰述。今再为及传，岂能尽弃不愿，而仅供通俗流行之用。抑且为古圣人作传，非仅传其人传其事，最要当传其心传其道。则其事艰难。上古大圣，其心其道，岂能浅说？岂能广布？遂辞不愿。而请求者坚恳不已。终不获辞，遂勉允之。先为孔子作传，搜集有关资料，凡费四月工夫，然后再始下。惟终以论语各篇为取舍之本源。故写法亦于他书有不同。非患材料之少，乃苦材料之多。求为短篇小书，其事大不易。非患于多取，乃患于多舍。抑且斟酌群言，求其一归于正，义理之外，尚需考证，其事实有大不易者。